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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敬璉王元化徐友漁林毓生羅志田
　　“憂患任天下，卓見有明珠。奈何書生氣，豈能展抱負。”1965年9月，陳敏之給“五哥”顧準寫了一首贈詩。其時，顧準已確定將第二次戴上“右派”的帽子。緊接著，“文革”開始，狂風暴雨中，他在大字報上只寫下兩個字：讀史。
　　從歷史入手，落腳於現實，處處瀰漫著憂患意識，這是一個學者嚴肅思考、獨省如燈的態度和身姿。顧準思考的問題包括：“無產階級革命成功”以後，中國的政治、經濟向何處去？我們如何看待、維護個人權利？發展科學民主的同時，怎樣處理傳統思想資源？這可以概括為“中國問題”，顧準的思考、寫作莫不以此為依歸，那麼，近四十年來，它們是否有了進展、變化與更新？顧準前後的學者們又如何分析、評價？這些問題，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，無疑需要一再審視。
　　娜拉出走後
　　有人打著“改革”旗號掠奪大眾
　　顧準：為什麼在推翻國民黨專制統治的革命成功之後20年——也就是“娜拉出走之後”，中國又發生了幾乎是對一切人的“全面專政”？計劃經濟為什麼沒有讓中國人富裕起來？中國要建立怎麼樣的經濟和政治體制，才能真正實現現代化？（《吳敬璉傳》）
　　吳敬璉：時代發展到今天，顧準所深惡痛絕的東方專制主義和它的經濟基礎正在走向土崩瓦解，滌盪歷史上積澱起來的污泥積水、實現民族騰飛的條件已經具備，十五年來的改革確實取得了很大的進步，然而“娜拉出走以後怎樣”的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。舊體制和舊文化像一條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，它們的代表者仍然步步為營，負隅頑抗。其中有些人借用“弘揚民族文化”的招牌為專制主義招魂。在轉軌過程中，也有人打著“改革”的旗號乾著掠奪大眾的勾當。
　　（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版《顧準日記》序言）
　　經驗主義
　　不應再有烏托邦式的天國幻想
　　顧準：唯理主義者，尤其是革命家們，是革命的理想主義者。他們唯有堅持“理想”是唯物的，有根據的，同時又是絕對正確的（或者謙虛一些，是組成絕對真理的某個重要部分），他們才心有所安。他們唯有堅持真就是善，才能理論與實踐一致地勇往直前。這是一種道德哲學的原因，本來應該為之肅然起敬的。我自己也是這樣相信過來的。然而，今天當人們以烈士的名義，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成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，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、多元主義的立場，要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！（《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》）
　　王元化：我們不應該再用烏托邦式的天國幻想，把我們心愛的觀念、理想、制度籠罩在美麗的迷霧中。
　　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《九十年代反思錄》）
　　個人權利
　　自由主義“特別強調”並“大力維護”
　　顧準：從自然法到自然權利，到人權宣言（法國的和美國獨立戰爭的），傳入中國，是一種十分新穎的東西。不僅如此，一般的權利義務的觀念，中國也沒有，契約觀念也沒有。天、天子壓倒了一切人，關於個人權利的觀念是沒有存在餘地的。（《顧準文存》）
　　哈耶克：個人主義在今天名聲不佳，這個詞和利己主義與自私自利聯繫在一起。由基督教與古典哲學提供基本原則的個人主義，在文藝復興時代第一次得到充分發展，此後逐漸成長和發展為我們所瞭解的西方文明。這種個人主義的基本特征，就是把個人當做人來尊重；就是在他自己的範圍內承認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無上的。（《通往奴役之路》）
　　徐友漁：自由主義特別強調並大力維護個人的尊嚴和權利，認為人生而平等，天然具有支配自己身體和財產的權利，在不妨礙他人的前提下，有一切行動的自由。基於此，自由主義認為國家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生活，以維護個人自由為最終目的，國家的作用不是干涉或支配個人的生活，而是以法律為手段維護秩序，以排除對於個人自由的妨害。因此，國家的權力應當相當有限，僅以達到上述目標為界。由於權力具有擴張、壟斷的自發傾向，因此國家權力應當分屬不同機構，相互之間形成監督和制約機制。國家並不負有指導經濟生產，分配資源的責任，其職責僅為以法律保障公民在公平基礎上的自由競爭。
　　（荷蘭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《重讀自由主義及其它》）
　　傳統思想與科學民主
　　批判之餘，傳統思想可創造性轉化
　　顧準：科學與民主，是舶來品。中國的傳統思想，沒有產生出科學與民主。如果探索一下中國文化的淵源與根據，也可以斷定，中國產生不出科學與民主來。不僅如此，直到現在，中國的傳統思想還是中國人身上的歷史重擔。現在人們提倡讀點歷史，似乎更著重讀中國史。而且古代文物成為悠久文明的證據和誇耀，無論自覺還是不自覺，這種“讀史”，其意圖在於仰仗我們祖先的光榮歷史來窒息科學與民主。所以，批判中國傳統思想，是發展科學與民主所十分必須的。（《顧準文集》）
　　林毓生：話還得說回來，雖然我們傳統中沒有民主的觀念與制度，但卻有許多資源可以與民主的觀念與制度“接枝”，例如儒家性善的觀念可以與平等觀念“接枝”，黃宗羲的“有治法而後有治人”的觀念可以與法治的觀念“接枝”。（儒家性善的觀念確實可以作為“平等”的真實基礎，但黃宗羲的“有治法而後有治人”的說法只能做法治的形式基礎，法治的實質內容，是無法從黃宗羲的思想中衍發出來的。）（《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》）
　　史官文化
　　史學在中國的地位與世界其他地方不一樣
　　顧準：範文瀾的《中國通史》，強調中國文化傳統是“史官文化”是一點不錯的；所謂史官文化者，以政治權威為無上權威，使文化從屬於政治權威，絕對不得涉及超過政治權威的宇宙與其他問題的這種文化之謂也；在西方，政治的權威不是至上的權威……（《顧準文集》）
　　波普爾：從來沒有一個權威承認過，思想上大無畏的人，即那些敢於蔑視他的權威的人，可能是最可寶貴的一類人。當然，權威們總是對他們鑒別創造性的能力保持自信。但他們所指的創造性僅僅是快速領會他們的意圖，他們永遠不可能明白兩者之間的不同。（《開放社會及其敵人》）
　　羅志田：中國與西方及其他很多地方的一項重大不同，就是“道”或真理不必來自超人世的上帝。在一個沒有上帝或上帝已淡出的世界里，歷史和史學就重要得多。中國古人非常敬天，又未曾尊崇一位絕對全能之神，天和人之間永遠是互通的。在很長的時間里，史學承擔的責任，就是通過歷史記載和敘述，來說明並論證關於天道、人世，以及文化和政治認同等各項基本理念，具有重要的文化地位。故歷史和史學在中國的核心地位，與世界其他很多地方大不一樣。
　　或即因此，也曾有人把中國傳統文化說成史官文化，卻不免有些誇大。歷代史官的地位，實呈逐漸降低的趨勢。不論我們把傳統視作包袱還是資源，史官既不能承擔其責任，也不足以獨攬其光榮。那些拾人牙慧借史官以反傳統者，不過人云亦云，似有些“說而不思則罔”。
　　（《人云亦云的史官文化》，2011年12月1日南方周末）
　　新京報記者 吳亞順　　（原標題：繼承顧準：“中國問題”再審視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