電信反壟斷絕不能滿足於之前輿論所風傳的幾大巨頭拆分,而是要劍指政企不分的病源所在。目標當然要對準站在前臺的壟斷巨頭們,實質卻是要對準背後挾“父愛主義”、基於部門利益處處設障的某些實權主管部門,這恐怕也是反壟斷最難攻剋的一道關口。
  12月9日,《人民日報》刊登題為“電信運營商‘霸王做法’侵害消費者權益”的報道,報道曝光消費者從3G轉4G時需要凈身出戶。文中指出,聯通、移動和電信幾大運營商眼裡不應只有“利益”。
  頗有意味的是,不只《人民日報》,央視焦點訪談近日也曝光了中國移動存在未經用戶允許,為用戶開通增值服務的情況。《工人日報》昨日也刊登報道,將目光聚焦北京聯通退網安置方案。
  中央媒體集中“火力”炮轟幾大運營商的現象,此前似乎並不多見。然而,如果將這一系列監督報道,放置在另一背景下審視,也許就能透出幾多別樣意味。近日,國家發改委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局局長許昆林強調,反壟斷不存在選擇性執法。許昆林同時透露,國家發改委正在研究如何打破壁壘,引入民營資本進入某些行業,這其中競爭政策應起到基礎性的作用,而產業政策正在逐步退出。
  從許昆林的這段話中,可以分析出兩個關鍵點。一是《反壟斷法》落地八年,目前已經面臨著進入監管深水區的關鍵時刻。而從發改委提供的執法數據來看,包括行政機關、各類內資企業在內,都因涉嫌價格壟斷而接受過發改委的查處,向外界表明瞭發改委反壟斷一視同仁的態度,反壟斷沒有內外之分,不應有所謂包括央企“長子”在內的特殊待遇。
  另一個關鍵點,則是發改委接下來的動作頻頻,按照中央之前大力推進混合所有制的宏觀指導精神,進一步細化具體的政策改革和監管,從以往行政保護色彩濃厚的產業政策,轉型為以市場來主導的競爭政策。這些設想如果能轉化為現實,可謂對於反壟斷以及整個市場經濟轉型,都具有鯰魚效應。
  縱觀這兩年來中國政府推動多輪改革、著力於為市場鬆綁的態勢,可以說,反壟斷絕不只是狹義的、局限於某個領域的“點對點”突破,而是呼應中國經濟社會重大轉型、從而釋放更多改革紅利的關鍵棋子。十八屆三中全會《決定》提出“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”,2014年《政府工作報告》進一步提出“加快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”。然而,要真正讓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暢想順利實施,就必須打破行政化壟斷體制、消除各種不合理的準入限制、在包括水電氣油電信在內、國有企業為主的領域,真正確立以開放、平等和競爭為主導的市場運行機制。
  產權放開與反壟斷,其實是硬幣的兩面。產權放開從理論上提供了民企外企進入某個領域的可能性,但如果不輔之以反壟斷,就無法消除無處不在的政府干預、也無法建立真正的現代公司治理機制。民企外資面臨著實質的玻璃門,新一輪國企改革所預期的產權交融、優勢互補也就無從談起。
  由此可以看出,電信反壟斷的最後一隻靴子如何落地,其實是值得深究的監管命題。電信反壟斷絕不能滿足於之前輿論所風傳的幾大巨頭拆分,而是要劍指政企不分的病源所在。目標當然要對準站在前臺的壟斷巨頭們,實質卻是要對準背後挾“父愛主義”、基於部門利益處處設障的某些實權主管部門,這恐怕也是反壟斷最難攻剋的一道關口,所謂革自己的命。
  電信反壟斷的靴子如何落地,能否觸及反行政壟斷的要害,也許我們只能期待著發改委接下來在頂層設計、具體執法上動真格的了。(畢舸)
(原標題:官媒為何近期頻繁“炮轟”電信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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