吳敬璉王元化徐友漁林毓生羅志田
  “憂患任天下,卓見有明珠。奈何書生氣,豈能展抱負。”1965年9月,陳敏之給“五哥”顧準寫了一首贈詩。其時,顧準已確定將第二次戴上“右派”的帽子。緊接著,“文革”開始,狂風暴雨中,他在大字報上只寫下兩個字:讀史。
  從歷史入手,落腳於現實,處處瀰漫著憂患意識,這是一個學者嚴肅思考、獨省如燈的態度和身姿。顧準思考的問題包括:“無產階級革命成功”以後,中國的政治、經濟向何處去?我們如何看待、維護個人權利?發展科學民主的同時,怎樣處理傳統思想資源?這可以概括為“中國問題”,顧準的思考、寫作莫不以此為依歸,那麼,近四十年來,它們是否有了進展、變化與更新?顧準前後的學者們又如何分析、評價?這些問題,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,無疑需要一再審視。
  娜拉出走後
  有人打著“改革”旗號掠奪大眾
  顧準:為什麼在推翻國民黨專制統治的革命成功之後20年——也就是“娜拉出走之後”,中國又發生了幾乎是對一切人的“全面專政”?計劃經濟為什麼沒有讓中國人富裕起來?中國要建立怎麼樣的經濟和政治體制,才能真正實現現代化?(《吳敬璉傳》)
  吳敬璉:時代發展到今天,顧準所深惡痛絕的東方專制主義和它的經濟基礎正在走向土崩瓦解,滌盪歷史上積澱起來的污泥積水、實現民族騰飛的條件已經具備,十五年來的改革確實取得了很大的進步,然而“娜拉出走以後怎樣”的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。舊體制和舊文化像一條百足之蟲,死而不僵,它們的代表者仍然步步為營,負隅頑抗。其中有些人借用“弘揚民族文化”的招牌為專制主義招魂。在轉軌過程中,也有人打著“改革”的旗號乾著掠奪大眾的勾當。
  (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版《顧準日記》序言)
  經驗主義
  不應再有烏托邦式的天國幻想
  顧準:唯理主義者,尤其是革命家們,是革命的理想主義者。他們唯有堅持“理想”是唯物的,有根據的,同時又是絕對正確的(或者謙虛一些,是組成絕對真理的某個重要部分),他們才心有所安。他們唯有堅持真就是善,才能理論與實踐一致地勇往直前。這是一種道德哲學的原因,本來應該為之肅然起敬的。我自己也是這樣相信過來的。然而,今天當人們以烈士的名義,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成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,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、多元主義的立場,要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!(《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》)
  王元化:我們不應該再用烏托邦式的天國幻想,把我們心愛的觀念、理想、制度籠罩在美麗的迷霧中。
  (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《九十年代反思錄》)
  個人權利
  自由主義“特別強調”並“大力維護”
  顧準:從自然法到自然權利,到人權宣言(法國的和美國獨立戰爭的),傳入中國,是一種十分新穎的東西。不僅如此,一般的權利義務的觀念,中國也沒有,契約觀念也沒有。天、天子壓倒了一切人,關於個人權利的觀念是沒有存在餘地的。(《顧準文存》)
  哈耶克:個人主義在今天名聲不佳,這個詞和利己主義與自私自利聯繫在一起。由基督教與古典哲學提供基本原則的個人主義,在文藝復興時代第一次得到充分發展,此後逐漸成長和發展為我們所瞭解的西方文明。這種個人主義的基本特征,就是把個人當做人來尊重;就是在他自己的範圍內承認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無上的。(《通往奴役之路》)
  徐友漁:自由主義特別強調並大力維護個人的尊嚴和權利,認為人生而平等,天然具有支配自己身體和財產的權利,在不妨礙他人的前提下,有一切行動的自由。基於此,自由主義認為國家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生活,以維護個人自由為最終目的,國家的作用不是干涉或支配個人的生活,而是以法律為手段維護秩序,以排除對於個人自由的妨害。因此,國家的權力應當相當有限,僅以達到上述目標為界。由於權力具有擴張、壟斷的自發傾向,因此國家權力應當分屬不同機構,相互之間形成監督和制約機制。國家並不負有指導經濟生產,分配資源的責任,其職責僅為以法律保障公民在公平基礎上的自由競爭。
  (荷蘭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《重讀自由主義及其它》)
  傳統思想與科學民主
  批判之餘,傳統思想可創造性轉化
  顧準:科學與民主,是舶來品。中國的傳統思想,沒有產生出科學與民主。如果探索一下中國文化的淵源與根據,也可以斷定,中國產生不出科學與民主來。不僅如此,直到現在,中國的傳統思想還是中國人身上的歷史重擔。現在人們提倡讀點歷史,似乎更著重讀中國史。而且古代文物成為悠久文明的證據和誇耀,無論自覺還是不自覺,這種“讀史”,其意圖在於仰仗我們祖先的光榮歷史來窒息科學與民主。所以,批判中國傳統思想,是發展科學與民主所十分必須的。(《顧準文集》)
  林毓生:話還得說回來,雖然我們傳統中沒有民主的觀念與制度,但卻有許多資源可以與民主的觀念與制度“接枝”,例如儒家性善的觀念可以與平等觀念“接枝”,黃宗羲的“有治法而後有治人”的觀念可以與法治的觀念“接枝”。(儒家性善的觀念確實可以作為“平等”的真實基礎,但黃宗羲的“有治法而後有治人”的說法只能做法治的形式基礎,法治的實質內容,是無法從黃宗羲的思想中衍發出來的。)(《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》)
  史官文化
  史學在中國的地位與世界其他地方不一樣
  顧準:範文瀾的《中國通史》,強調中國文化傳統是“史官文化”是一點不錯的;所謂史官文化者,以政治權威為無上權威,使文化從屬於政治權威,絕對不得涉及超過政治權威的宇宙與其他問題的這種文化之謂也;在西方,政治的權威不是至上的權威……(《顧準文集》)
  波普爾:從來沒有一個權威承認過,思想上大無畏的人,即那些敢於蔑視他的權威的人,可能是最可寶貴的一類人。當然,權威們總是對他們鑒別創造性的能力保持自信。但他們所指的創造性僅僅是快速領會他們的意圖,他們永遠不可能明白兩者之間的不同。(《開放社會及其敵人》)
  羅志田:中國與西方及其他很多地方的一項重大不同,就是“道”或真理不必來自超人世的上帝。在一個沒有上帝或上帝已淡出的世界里,歷史和史學就重要得多。中國古人非常敬天,又未曾尊崇一位絕對全能之神,天和人之間永遠是互通的。在很長的時間里,史學承擔的責任,就是通過歷史記載和敘述,來說明並論證關於天道、人世,以及文化和政治認同等各項基本理念,具有重要的文化地位。故歷史和史學在中國的核心地位,與世界其他很多地方大不一樣。
  或即因此,也曾有人把中國傳統文化說成史官文化,卻不免有些誇大。歷代史官的地位,實呈逐漸降低的趨勢。不論我們把傳統視作包袱還是資源,史官既不能承擔其責任,也不足以獨攬其光榮。那些拾人牙慧借史官以反傳統者,不過人云亦云,似有些“說而不思則罔”。
  (《人云亦云的史官文化》,2011年12月1日南方周末)
  新京報記者 吳亞順  (原標題:繼承顧準:“中國問題”再審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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